論“一國兩制”理論科學定位的必要性、迫切性（一）

【編者按：本文是澳門“一國兩制”研究中心原主任、基本法研究專家楊允中教授關於“一國兩制”理論研究系列叢書的作品。近年來香港“占中”等一系列事件表明，香港還有不少人對“一國兩制”和基本法瞭解膚淺，甚至是誤解重重。相比較之下，澳門在這方面似乎先走了一步，其經濟騰飛與此不無關係。楊允中教授在這方面尤其突出，造詣極深，成果斐然。所謂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”，本報轉載楊允中教授關於“一國兩制”和基本法理論系列，希望能夠幫助港人開闊視野，通過觀摩澳門人的相關研究和交流，進一步推動香港各界對“一國兩制”和基本法的理解和認識。】

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堅持、與時俱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，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、理論特色、民族特色、時代特色。

──胡錦濤《中共十八大報告》

一、前言

中國作為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，作為有五千年文明發展史的東方大國，過去、現在都存在大量極富開發探索價值的理論陣地，都不缺乏有突出理論建樹的大師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一個當代最富創新價值、最具挑戰性的重大理論課題，它內涵豐富，包容量大，是幾代創造性認知的總結與昇華。由於這個全新理論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，已足以讓中國全面進入世界舞台的中央，已足以使海內外華人理所當然地開始成為受到尊重的平等一族。理論是人們對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規律性認識的集中體現，屬於社會精神財富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。理論是認知的系統化、規範化、定型化。繁榮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，既不應盲目自大，也不應妄自菲薄；既不應貶低自己的信仰和傳統，也不應拒絕接受世界各國的文明成果。“必須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，科學總結和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成就和寶貴經驗，不斷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。”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“一國兩制”方針，經鄧小平倡導與推動，經香港、澳門兩部基本法加以法制化具體化，經港澳兩特別行政區長逾十多年的實踐與驗證，已由“偉大構想”進入全面實踐，已由實踐的“摸石頭過河”到認知的逐步系統化、成熟化。

澳門被歷史選中成為驗證“一國兩制”新理論、新思維的示範區，無論特區政府還是特區居民都是歷史的幸運者──成為正確實踐“一國兩制”有效載體。澳門的地位、功能十分突出，澳門的價值、作用十分重要。可以講，澳門是研究“一國兩制”理論的前沿陣地，澳門居民都是實行“一國兩制”的行為主體，而澳門學者更應成為“一國兩制”理論的有效載體。在澳門所發生的一切，無論從政治、法律，還是經濟、民生，以至社會、文化方面觀察，都是特別行政區制度下依法施政的結果，都直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構成正相關，都是實踐“一國兩制”的實際推進過程。要讓澳門特區展示出更高的驗證、示範成功率，就要進一步提升對“一國兩制”的理解和認知的自覺性，特別是要在一些規律性問題上及時作出回應、作出選擇。

二、關於認識論的幾個核心理念

知行合一、天人合一、和衷共濟的和諧世界觀，求同存異、兼容並蓄、融會貫通的互補共贏新思維，陰陽互濟、剛柔並重、內外兼及的兩手策略，這是中華智慧、東方文明在新時代、新形勢下的全面展示，這是華夏子孫源遠流長、根深蒂固的科學世界觀和辯證認識論的昇華。

(一) 知行合一

所謂知行合一，亦即知行相統一的觀點。“知”即知識、認識的意思；“行”即行動和踐履。中國學者向來主張，知行統一觀就是關於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的理論、學說，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。傳統哲學的知行觀具有鮮明的倫理特點，哲學家討論知行問題，多從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關係立論，主要是指個人的道德踐履和道德修養，但其中也包含着認識論上的意義。為了鼓動人們起來推翻滿清，孫中山提出“知難行易”說，賦予“行”的概念以革命實踐的內容。毛澤東更加強調“行”即實踐的作用與意義，他的代表性理論著作《實踐論》規定了知行範疇的科學內涵，為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提供了科學指引。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強調知行統一觀。不知不行、不行不知，有時先知後行，有時先行後知，程序上都是必要的。要在20世紀末之前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、澳門問題，這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“知”，要用一種嶄新思維、雙贏模式有效地解決香港、澳門的回歸，這是新時代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要求採用的“行”。

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根據對國家多年來正反經驗的總結，及時推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題，恰到好處地解決了知與行的關係，他的“一個中心、兩個基本點”，“一百年不爭論”、“三個有利”、“貧窮不是社會主義”等科學判斷充滿哲理、充滿智慧，僅僅三十多年的奮發圖強、艱苦奮鬥便徹底改變了國家“一窮二白”的落後面貌，並使之逐步走上大國俱樂部、強國俱樂部的舞台。無疑，這是知行合一科學認識論的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