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補裂痕不代表可以放棄法治原則

自林鄭月娥當選特首人選後，香港社會呈現出一股新氣象，各界市民均對她推動香港發展、促進社會和諧抱有高度期望。而當選後連日來，她亦分別落區與市民會面，並與行政立法司法負責人坐談，3月29日亦再到中聯辦、外交部特派員公署、駐港部隊禮節性拜會。這種頻密落區、緊密溝通、加強互信的做法，對化解矛盾、理順問題、彌合裂痕無疑具有積極正面作用，亦得到市民的普遍歡迎。然而，親手撕裂香港社會的反對派，一邊高叫“修補撕裂”，另一邊又對律政司檢控“佔中”九人而大作文章，攻擊稱是“政治檢控”、“違反參選政綱”雲雲。反對派的荒謬言論，背後是意圖利用市民求和諧的心理以逃避政治與法律問責，更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而犧牲香港法治精神。必須指出的是，彌合社會裂痕，不能也絕無可能是以犧牲法治為代價，恰恰相反的是，只有堅定維護法治、 檢控“佔中”違法者才是重構社會共識、修補裂痕的最重要一步。

沒有人會否認當前香港社會存在撕裂現象，而這一現象正在嚴重侵蝕香港的繁榮穩定。正因如此，林鄭月娥當選後在勝選感言中就明確指出首務是要修補裂痕，而她當選後連日來的活動亦是在證明她正在着力去落實這一目標。但問題或許要再問深一層，為什麼香港社會會撕裂、如何才能彌合裂痕？是否要以放棄對違法者的追究以換取虛假的“和解”？

檢控“佔中”是法治必然之舉

律政司在特首選舉結束後翌日提出檢控，時間上只可以說是“巧合”，不應也不可能被視作是有“政治打壓的動機”。事實上，此次被起訴的九人分別為“佔中” 發起人戴耀廷、陳健民、朱耀明，“佔中”司儀邵家臻，公民黨陳淑莊、社民連成員黃浩銘，學聯常委張秀賢與鍾耀華，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等，罪名包括 “公眾妨擾”等三項。以上九人都是這場大規模違法“佔中”行動中的“核心”人物，尤其是戴陳朱三人。而不論是被檢控者自身還是公眾的看法，都沒有人會認為政府不應該去檢控，問題只在於何時判、何罪名、何刑期而已。因此，反對派對這次檢控而作出的“驚訝”反應，攻擊政府是“政治檢控”、“進一步撕裂”的言論，不僅沒有任何說服力，反而是在暴露自己的反法治立場。

必須指出，律政司依據證據、法律而對“佔中”違法者提出刑事檢控，這既是香港特區的法治需要，亦是整體社會的共同呼聲。不論持何種政治主張，只要違反了香港法律、破壞了香港社會治安，就應當承受相應的後果。換一個角度去看，如果不向“佔中”提出起訴，試問又是否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？恰恰相反，出於政治原因而放任違法行為，等同於是支持鼓動破壞社會治安者、是在踐踏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，顯然是與民意嚴重相違悖的。所以，檢控“佔中”核心人物，是在重申“沒有人能凌駕法律”、“法律沒有也不應有政治例外”、“法律必須起到應有的阻嚇作用”的法治精神應有之義。

反對派利用事件再挑社會內鬥

反對派不乏一些政治大狀，不可能不明白“法治”的真正意涵。但是，當檢控出來後，其表現令人大開眼界。最離譜者當數公民黨梁家傑，他聲稱特首梁振英故意與候任特首林鄭月娥過不去，在她當選後不足24小時就開始行動 “撕裂香港”，形容是“最壞開局”，“梁振英睇『777』唔順眼，見佢（林鄭月娥）話自己咁打得，咪製造啲炸彈畀佢囉！”；民主黨何俊仁更稱“等咗咁耐先拉，肯定有陰謀”雲雲。將正常的依法行事說成是“陰謀”，將違法者被檢控說成是“被陷害”，這種“黨同伐異”以政治立場掛帥的做法，不僅是在踐踏法治精神，更是在挑起又一場的社會內鬥、是在“傷痕”中再撒鹽的行為，絕不能接受。

事實上，香港社會儘管存有不同的政治看法，但對“佔中”一事卻有一致的共識，即違法者必須得到懲處。而市民對“佔中”者遲遲未獲檢控，或者判罰過輕早有微言。據律政司資料，截至2016年8月31日，共有955 人因參與“佔中”行動被捕，當中起訴有216人，需承擔法律後果的只有123人，罪名成立的更只有81人。另據統計，只有不足一半人被判處二日至十個月監禁，其餘都是被判罰款、社會服務令或感化令，相比英國、澳洲、新加坡等地在處理違反公眾安全和秩序事件手法及判決，香港明顯趨於“輕判”。民意已經十分清楚，反對派明知如此，仍然試圖利用特首選舉後的形勢而攻擊檢控，實際上是在將已經撕裂的社會進一步加劇激化，與他們口中的“彌合裂痕”南轅北轍。口不對心、雙重標準、政治意識形態至上，反對派這些惡劣言行，無異於是在反證檢控“佔中”的必要性。

維護法治是團結社會的第一步

社會要團結，化解矛盾、增強互信是第一步。而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，亦是為數不多的全民共識。因此，若要真正彌合“佔中”對社會造成的撕裂，就應當以維護法治去作為基礎與平台。而“佔中”是撕裂香港社會的元兇，以法治去回應“佔中”，是最佳的“愈合劑”。公眾記得，2015年1月，也即“佔中”結束後一個月，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在法律年度開啟禮上明確回應“佔中”時指出：“法律在實際運作時，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的精神斷案，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，不受任何外界的影響─不論是政府、官方機構、社會大眾或社會上任何界別的影響。”他並強調，即使法律程序或因政治理由而引起，法院的功能亦絕非解決政治問題，而是僅就法律問題作出裁決。”這句話高度概括了檢控“佔中”對維護法治的重要意義。

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艾米爾（émile Durkheim）有一個著名的理論，法律是團結社會的有效因素。當前香港社會所急切需要做的，就是回到法治的立場，尊重法治、敬畏法律、尊重民意。反對派不應以政治立場去攻擊律政司的獨立司法決定。正如前日林鄭月娥所指出的，根據基本法，檢控工作是由律政司獨立進行，“修補社會撕裂不等於在法治方面作出妥協，如果有些工作是需要進入檢控、起訴，或需要在法庭作個裁決，我們需要尊重這方面的工作”。香港過去已經因“佔中”而受到猛烈的衝擊，社會已經無法再承受再多一次的撕裂，反對派應當停止這些毫無根據的攻擊，端正態度，拿出具體的行動去促進社會的真正團結。

林鄭月娥當選，各界市民寄予高度期望。她正用實際行動去踐行“修補撕裂、解開鬱結”的競選承諾。

然而，團結不可能只由單方面做出，反對派是時候拿出誠意積極回應。畢竟，香港社會已有高度共識，彌合裂痕不代表可以放棄法治原則，不應該以政治角度判斷所有事情。起訴“佔中”搞手是彌合裂痕的重要一步。

（本文作者係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、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）

（來源：大公網）